那时，广州的楼市在经历几年沉寂后开始上扬，而一路狂飙的上海楼市在几轮调控后开始回落。我拒绝了父母贷款买新房的建议，宁愿只买那套64平方米的二手房。那时我以为可以一辈子不当房奴，等有足够经济实力时再换新房。

　　但资本最喜欢嘲弄我们这些盲目乐观的年轻人了。广州的房价在2006年和2007年以超出想象的速度狂飙，工资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增长。并且，需要换房的客观原因提前到来了。在2007年7月，我不得不再次去关心房价。

　　一看吓一跳，我那套小房子已经可以卖30万-32万元。也就是说，两年时间，我的房子涨了一倍。如果我要在同一小区换大一点新一点的二手房，两年前40万元就可以买下，现在则要将近80万元。此时才觉得，面对这个不靠谱的世界，父母比我有远见多了。

　　但房子铁定得换。市内的新房，价格高得让人生畏。那就看二手房吧。把自己住的房子卖掉，可得30万元。如果能再买到五六十万元的大房子，就不用贷太多的钱。

　　房屋中介们有火一样的热情，每天十几个电话催我去看这房那房。但价格便宜点的房子不如意，如意的房子价格又远超过预算。看了半个月，只看得人心浮气躁，虚火上升。

　　中介们玩的把戏也让我对二手房市场越来越失望。这个中介神秘兮兮地告诉你，这间房子可以给你谈到“最笋”(意为最便宜)的65万元，同一公司的另一中介在另一次却说，这房子的底价是62万元。中介们为了抢生意，也相互拆台，相互指责竞争对手吃客人的差价。最后听得都不知道信谁的好。

　　这样煎熬多日，终于看中了同一小区的一套新二手房。百余平方米，要价65万元。不错，我猴急着想马上下定金，中介却告诫我：“别太急。太急，房东会临时加价的。”我按捺了几天，开始和房东谈判。但她一开口就变卦：“现在(房子)一天涨一个价，这房子65万不卖了，至少要68万。所有税费当然也要你付。”

　　这不是欺侮人么？可中介劝我，现在房价不停上涨，加价是正常的。按规定各付各税，但现在是卖方市场，把税费转嫁给买方是通例。

我十分郁闷，最后还是“忍辱负重”，同意了所有的霸道要求，交了2万元定金。

　　为了在规定时间内筹足首期款，我最终以30万元的低价把那套64平方的房子卖掉了。事后才知，买我房子的人是炒家，看我急需现金就杀价。唉，在这个混乱的市场，不管我做买家还是卖家，都只能吃亏。

　　就在我备足钱准备去首付时，签了卖房合同的房东却反悔了。原来，在我去筹钱的十余天中，房东发现她的房子猛涨了近十万元，就反价不想卖我了，宁愿赔我2万元的违约金。

　　但即使多了这2万元，对急于买房的我来说，仍损失惨重。就在这一个月的拉锯战之间，同样那套房子，就涨了十万元。好点的房子，涨三四十万元也属正常。正因为这种疯涨，二手房交易中出现了许多卖房者反价的情况。更有同一小区的一位同事，在交付了数十万元定金与首期后，还被中介与炒手联手反价，弄得她苦不堪言。

　　这样的混乱和贪婪伤透了我的心。所以我不想再在那个小区看房。又经过一番折腾，终于在广州郊区买下了一套单价84万元，加入各项交易费用达九十余万元的二手房。

　　其后不久到北京出差，与北京的几位好友谈起买房与还贷的这种种辛苦烦恼，他们却一点同情也没有：“你这厮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和北京比，广州的房价已经够便宜了。”

　　我的这几位新闻界的老友都是在租房。而在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的同学，早有了自己的房子。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同学，也靠极便宜的内部价买到了房。在权力与资本通吃一切的时代里，时代的影子竟也如此分明地投射到买房问题上。

　　9月末，广州房价继续上飙，我新买的二手房竟然在十余天再涨20万元。尽管这样的升值对我没有实际意义，但还是安慰了我房奴的心。

　　10月，第二套房限制贷款的政策露头，房市忽然转冷。我那套新买的房子也跌破了买入价。到后来，我都不忍去关心它的价格了。而我的一位也在高位入市、买了总价170万元房子的同事，房价更是跌去三四十万元。

　　11月，深圳中介因房市转冷开始大规模倒闭，中天置业老总更是携亿元巨资潜逃。我那位心情惨淡的同事刚好在调查此事。他告诉我，写稿都累到流鼻血了，“但为了付每月的房贷，为了揭露这个混乱的市场，我死活得撑着。”悲壮得让人心酸。

　　不过我的一位深圳朋友现在却笑逐颜开。去年，他助周涛发动起了震惊全国的“不买房运动”，试图以个人之力对抗疯狂的房市。“我就是不买房，我就赌深圳的房价要降。任何市场都是不能违背经济学常识的。”他说。由于2008年货币政策从紧，他打算等到2009年，房市回到正常价格后再说。